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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西学“汇编”与本土回应* 章 清 （复旦大学 [摘 要] 历史学系，上海 200433） 两种文化的相遇发生着来自“域外”与来自“本土”的知识调适，本不难理 解。问题的关键是，这一切如何发生？又产生了怎样的效果？透过晚清会通中西的具体文本， 或许可以发现问题的枢机所在。因应于“采西学”的需求，晚清出版了多种西学汇编资料。 从形式上看，这些资料是按照知识分科的架构对中译西书进行分类，究其实质却并非如此单 纯。既然是西学“汇编”，本身即意味着是针对传入的西学知识进行二度创造，亦即是“知 识的再生产”，因此颇有必要解析其中关乎本土文化的调适与回应，这也正是审视中西文化 之调适与回应之主旨所在。 [关键词] 西学 中学 西学汇编 本土回应 16-19 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涉及两方面的基本问题：西方知识怎样“传入”？ 中国本土如何“接引”？这其中本土文化的调适与回应，尤其复杂。原因无他，西 学的“传入”，原本即具有高度选择性，甚至不免迎合本土知识架构；本土之“接 引”，也往往立足自身立场，将外来知识纳入所熟悉的知识架构。对此，论者从不 同的侧面已多所论述，如针对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的研究，论者就揭示出耶稣会 士之“援西入中”，鲜明体现出“迎合”中国本土知识架构的一面。①两种文化的相 遇发生着来自“域外”与来自“本土”的知识调适，本不难理解。问题的关键是， 这一切如何发生？又产生了怎样的效果？对此的分析，首先涉及“讲法”问题，或 立足于“中学” ，或基于“西学” ，以建立中西之学的关联，是通行的做法。依拙见， 有关中西问题，无论确立“由西到中”还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叙述方式，都不免 烙上“后见之明”的印痕，也易于将复杂的问题导向简单的知识“移植”问题。而 * 本文系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外文化交流与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向” （09&zd070）的先期成果。收入《跨越空间的文化——16-19 世纪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相遇》， 东方出版中心，2010 年。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均予以转载。 ① 论者提出了“天学的圣学化”问题，指出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教中三大柱石” ，最初是 以一种拟同的态度将“天学”纳入圣学体系，以证明接受、学习西洋科学的正当性。见孙尚 扬、钟鸣旦：《一八四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年，第 206 页。 -1- 透过晚清会通中西的具体文本，或许可以发现问题的枢机所在。 因应于“采西学”的需求，晚清出版了多种西学汇编资料。近年来，围绕这些 资料海内外学界基于“百科全书”的架构展开了热烈讨论。①这些资料对于了解晚清 对西学的认知，其重要性自不待言。然而，如何加以利用，并非易事。这些资料不 仅量大，而且因应于不同的需要，类型各异。重要的还在于，既然是西学知识之 “汇编”，本身即意味着是针对传入的西学知识进行二度创造，亦即是“知识的再 生产”。在这篇文字中，笔者希望大致区分这些资料不同的来源系统，以及不同的 编纂架构，再就其中体现的对知识的认知，做大致梳理。表面上看，这些资料是按 照知识分科的架构对中译西书进行分类，究其实质却并非如此单纯。知识分科观念 固然影响着“汇编”工作，然而本土的“回应”同样值得重视，尤其有必要厘清本 土的知识立场如何影响到对西学知识的接纳。这是本文的主旨所在，依托于文本的 “历史语境” ，中西知识如何会通？传统是如何发明的？或可有更为清晰的把握。 一、来华西人的“援西入中” 言及西学的传播，首先有必要追溯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所揭开的中西文化交 流。对于耶稣会士开启的知识传播工作，谢和耐（Jacgues Gernet）曾有精到的分析， 力图对传教士传播知识之“策略”及中国士人接受知识的“立场”加以区分。①只是， 即便如此，也还不能完全关照到其中的复杂情形，因为耶稣会士传播新知的工作， 往往有中国士人参与其中，对此细加分辨，或不那么容易。可以明确的是，耶稣会 士之“援西入中”，所反映的是那个特定年代所形成的对知识的认知。大致说来， 知识仍被视为一个整体，不仅科学没有与哲学分离，科学也没有分化成众多门类。 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也才能更好理解耶稣会士所援之“西”所隐含的意味。 如艾儒略（Jules Aleni, 1582-1649）的《职方外纪》和《西学凡》，所传递的即是 15、16 世纪欧洲所形成的对知识的认知，《西学凡》便可作为“欧西大学所授各科 ① 最新的研究可参见陈平原、米列娜主编《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 。 本文主要考察西学资料之“汇编”，关注针对传入的西学知识所进行的二度创造，对于更具 “创造性”的“百科全书”之类的西学资料，将在别的文字中讨论。 ① 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增补本），耿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13 页。 -2- 之课程纲要”。①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西学传播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将西洋学问汇集 在一起，已有所展示。1683 年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曾向康熙进 呈有 60 卷之多的《穷理学》，即是当时传教士翻译工作的“总汇”。南怀仁这样表 示：“进穷理学之书，以明历理，以广开百学之门。”原因在于， “穷理学为百学之 根也，且古今各学之名公凡论，诸学之粹精纯贵，皆谓穷理学为百学之宗。”①该书 未能刊刻流行，只有十余卷保留下来，然而，此亦足可说明，知识传播的工作往往 是和知识“汇编”联系在一起的。 降至晚清，来华西人在从事译述工作时，更为重视“所译各书若何分类，若何 选择”，进行“类编”的工作。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1880 年所撰《江南 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就写道：“初译书时，本欲作大类编书，……后经中国大宪 谕下，欲馆内特译紧用之书，故作类编之意渐废，而所译者多零件新书，不以西国 门类分列。平常选书法，为西人与华士择其合己所紧用者，不论其书与他书配否， 故有数书如植物学、动物学、名人传等尚未译出。另有他书虽不甚关格致，然于水 陆兵勇武备等事有关，故较他先为讲求。”①这段话甚值重视，表明西人之译书，也 试图按照“大类编书”的方式进行译介，然而却受制于“紧用之书”的束缚，不能 按照“西国门类分列”。即便如此，这方面仍有结果呈现出来，那就是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编译的“西学启蒙十六种”。①此外，傅兰雅 1882 年也曾组织了 一套《格致须知》的出版工作，其初集就包括《天文须知》 、《地理须知》 、《地学须 知》 、《电学须知》、 《声学须知》、《化学须知》、《重学须知》、 《气学须知》八种。 同样值得重视的是，教会出版机构也曾对其出版工作进行总结。透过其出版的 书目，可以看出其认知学科的方式，正可与中国士人所整理的西学汇编资料进行对 照。益智书会（The School and Text Book Series Committee）1894 年出版的《益智 ① 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 ，上海中华书局，1949 年，第 289 页。 ① 南怀仁：《进呈〈穷理学〉书奏》，徐宗泽前引书，《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 191-92 页。 ① 傅兰雅：《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 《格致汇编》第 3 年第 5 卷，1880 年。 ① 艾约瑟：《〈西学略述〉自识》，原刊《万国公报》第 5 册（光绪十五年五月），见李天纲编 校《万国公报文选》 ，北京三联书店，1997 年，第 521-22 页。 -3- 书会书目》，所涉及的分类包括：(1)Mathematics（数学） ，(2)Natural Sciences（自然 科学），(3)History （历史），(4)Geography, Maps,&c. （地理、地图），(5)Religion and Philosophy（宗教与哲学），(6)Readers（读物），(7)Miscellaneous Works（综合 性著作），（8）Addendum（补遗）。①单就这个目录来说，首先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分 类只有寥寥几项，与晚清西学汇编资料动辄二、三十项相比，适成鲜明的对照。其 中重要的区别便是“Natural Sciences”的分类，将声、光、化、电之类，悉归其中。 同样说明问题的是，广学会（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所列出的各书目， 也只是将各书罗列，未曾进行学科分类。1901 年出版之《广学类编》，计分 12 类： 史事，地理，文学，格致，算学，商务，医药，权度，婚礼，家务，营造，游猎。 ①不难看出，12 类的区分，只是具体的事务，甚至没有明晰的学科概念。 略为勾画来华西人“援西入中”展示的片断，可以看出通过“类编”或目录的 方式系统介绍相关知识，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只是来华西人对于西学分科也并非一 开始就有清晰的图景，仍然需要在具体的历史脉络中才能较好把握。因此，讨论西 方知识对中国的渗透，当有这样的自觉，所谓“西方知识”或“西方学科”都是历 史性的范畴，其图景在当时并不清晰，难以作为“已知”的背景作为讨论的前提。 更为复杂的是，来华西人所援引的西方知识已是基于中国本土展开，迎合了中国本 土对于知识的认知。这样所谓“西方”，亦加入了“中国”因素。 二、“采西学”：西学资料之“汇编” 用不着特别指明，依据中国传统学问“想象”西方知识，构成了中国本土对西 方知识最初的解读。不惟如此，西学传入中国初始，中国士人已开始以传统“类书” 的形式汇集某些著述作为“西学”的代表，最值得关注的即是李之藻（1565-1630） 所辑之《天学初函》 。《天学初函》合为两编：一为理编，主要包括介绍天主教理及 世界地理的诸书；一为器编，为论数学、天文、水利各科的译书。每编收书 10 种， 共计 20 种，1628 年刊刻。①“理编”与“器编”，颇合“道”“器”之分的意味，反 ①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Descriptive Catalogue and Price List of The Books, Wall Charts, Maps,et.,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4, pp.1-34. ① 唐兰孟编辑，李提摩太鉴定：《广学类编》 ，任保罗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03 年第 2 版。 ① 李之藻：《刻天学初函题辞》 ， 《天学初函》 （一），台北学生书局，1965 年，第 1 页。 -4- 映出那个时代对西学整体上的认识。重要的还在于， “汇编”本身，并非无关宏旨， 而是在表达“见识”。到晚清时，针对西学进行“汇编”工作，更成为自觉的行为。 显示出晚清士人在分科观念影响下，对西学的接纳颇为关注探寻“西学门径”。梁 启超（1873-1929）《读西学书法》就表达了对如何读西书的关切：“译出西书数百 种，虽其鲜已甚，然苟不审门径，不知别择，骤涉其藩，亦颇繁难矣。”①这也反证 此 前 西 书 之 出 版 ， 尚 缺 乏 “ 门 径 ”， 故 梁 才 致 力 于 这 方 面 的 工 作 。 顾 燮 光 （1875-1949）即有这样的看法：梁氏之《西学书目表》及《读西书法》出，“学者 方有门径”。①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晚清大量出现了西学“汇编”资料。这些资料表面上看 大体均是按照知识分科对中译西书进行分类，然问题远不如此简单。这里无意否认 西学分科观念所产生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正在于，并非所有的工作皆按照分科观念 进行，很难完全立足于知识分科对此加以解读。不仅分科观念的成长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即便按照分科观念进行的安置，也并非没有可议之处。或许只有针对具体的 文本，才能厘清其中纠缠的复杂因素。要完整说明汇编而成的西学资料，是不可能 的，从编纂形式上说，大概有这样三种主要形式。（区分三种不同的主要形式，只 是权宜之计，便于问题的分析。内中的复杂情形，岂是三类可以区分的；即便每一 大类内部，也有不小的差别。） 一、区分门类，汇集诸书成一书。 这方面常被提及的是《洋务丛钞》、 《西学富强丛书》①等书，1888 年出版之《西 学大成》，是较早出现的一部，也是典型的“汇集诸书成一书”的例证。该书言明 是为“有志泰西经济之学者”所编定，介绍的“西学门径”包括算学、天学、地学、 史学、兵学、化学、矿学、重学、汽学、电学、光学、声学等 12 门。① ① 梁启超：《读西学书法》，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下册，第 1159 页。 ① 顾燮光：《译书经眼录·自序》，见《近代译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年，第 401 页。 ① 《洋务丛钞》，署“张振轩宫保鉴定，怀远堂新镌”，光绪甲申（1884）秋月敦怀书屋刊行； 《西学富强丛书》，张荫桓辑，上海鸿文书局，1896 年石印。 ① 王西清、卢梯青编：《西学大成》 ，上海醉六堂书坊，1895 年，“例言” 。 -5- 上述“汇集诸书成一书”的汇编资料，从类目上看已是基于分科观念汇编西学， 然而具体分析其中所收著述，不难发现问题所在。譬如， 《西学大成》“史学”门收 录的书包括《大英国志》 、《联邦志略》、 《列国岁计政要》 、《列国海战记》 、 《万国公 法》 、《星轺指掌》，仅此而言，亦可知当时所认知的“史学”，与今日所理解的“史 学” ，颇有不同，因为收于“史学”部分这些书籍，于今而言，不少即难入“史学” 之门。1897 年出版之《续西学大成》，情况也没有多少改变。尽管分科更细，所列 门类增加到 18 类，有了“史学”、“政学”与“文学”各门，然从所收西书来看， 仍是“史学”与“政学”不分；收于“政学”与“文学”的书目，同样与今日视为 “经济”及“哲学”等学科纠葛不清的情形。这是处理这类资料当注意的，不能仅 根据目录来把握，而要看里面放置的究竟是些什么书。 二、以西书目录、提要等形式呈现的对西学的认知。 这方面梁启超 1896 年写成的《西学书目表》堪称代表，也透过具体的书目展 示了对西学的认知。该书按学、政、教对西书进行分类，除教书不录外，其余诸书， 分为三卷。在著录方面列有书名、撰译年代、撰译人、刻印处、卷数、价格，还加 上了“圈识”与“识语”，评论其优劣，介绍阅读方法。主要以目录呈现出来，并 加入作者点评的这类书，还包括有《东西书书录》、 《日本书目志》 、《东西学书录总 叙》 、《译书经眼录》等。较之《西学书目表》，可谓“大同小异”，只不过有的是以 提要的形式出现；有的则加上按语。可兹对照的是张之洞（1837-1909）《书目答问》 等著述，赵惟熙曾纂有《西学书目答问》，单从书名即可看出与之的关联；其《略 例》也说明“仿南皮张孝达前辈《书目答问》之例”。① 换言之， “书目”、 “书录”皆为早已有之的形式， “西学书目”的出现，也是基 于提供学习西学之门径。《西学书目表》书前之《读西学书法》，就表达了梁启超对 如何读西书的关切，而在该书《序例》中，梁还进一步指出是书之编是因应于门人 提出的“应读之西书及其读法先后之序”，内中也指明“各书之长短，及某书宜先 读，某书宜缓读”，虽非详尽，然初学观之，“亦可略识门径”。①应当承认，无论是 ① 赵惟熙纂：《西学书目答问》，贵阳学署印，1901 年。 ①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 ， 《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一” ，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影印本， 第 1 册，第 122-26 页。 -6- “学科”的分类，还是具体的安置，《西学书目表》都有可称颂之处，只是同样也 显示“旧瓶”不能装“新酒”的情形。特别是卷下所列之“无可归类之书”，更表 明在学科分类上还不够完整，故此在今日看来不难安置的书，在那个时代都成了问 题。如《佐治刍言》一书，既称其为“言政治最佳之书”，但由于当时还没有明确 的“政治学”的学科分类，只有列入“无可归类之书”。 而且，对照不同的目录书，还能发现其中发生转变的缘由所在。如梁启超在 《西学书目表序例》中所说的，“西学各书，分类最难。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则政 与学不能分。非通群学不能成一学，非合庶政不能举一政，则某学某政之各门，不 能分。今取便学者，强为区别。 ”还对照中国分类表示， “顾自七略七录以至四库总 目，其门类之分合，归部之异同，通人犹或訾之，诉讼至今，未有善法。此事之难 久矣。”①发生在梁启超身上的例证，映射出那个年代试图对西学进行分类所遭遇的 种种困难。1899 年徐维则辑成《东西学书录》，单是分类就生发这样的疑问， “自七 略以下，门类分合，部居异同，前人犹多訾议。东西学书，分类更难。言政之书， 皆出于学；言学之书，皆关乎政。政学难分，则部次奚定？今强为区别，取便购读。 通人之诮，知难免焉。”①分类难引发的直接后果是，稍后所出的汇编资料，所分类 目越来越细。运用这些目录书，或许也当有此自觉，这是一个疑窦丛生的领域。 三、重新组织问题，针对西学书籍进行选择，或汇集刊于报章上的论文。 这方面的汇编资料，最为复杂。大概包括三个不同的系统：其一是直接以“西 学” 、“新学”命名的著述，如《西学三通》、 《新学备纂》之类；其二是“经世文编” 资料；其三是以“策论”为名出版的书籍。上述不同的汇编资料，在编纂体例上互 相取法，且都与科举改制密切相关（详后）。内中所体现的“知识的再生产” ，笔者 将在其他文字中讨论，这里主要紧扣在编纂架构上本土的回应方式加以分析。 1902 年出版的《西学三通》，是按照“政”、“史”、“艺”区分西学，分为“西 政通典”、“西史通志”、“西艺通考”。尽管表述与梁启超有所不同，但同样是撇开 “教”不言，而关注于“言政何以因时而治，言史何以溯源而竟流，言艺何以标新 而竞胜”。引人注目的是，其篇幅竟达 508 卷之巨，编者也号称邀请西学名宿“汇 ①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 ， 《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一” ，第 1 册，第 122-26 页。 ① 徐维则辑，顾燮光补：《增版东西学书录》 ，1902 年，第 1-15 页。 -7- 摭西书数千部，分门别类，删其繁，去其复，汰其杂而陋者” ，希望是书之编， “裨 习西学以求治者依门寻绎，钩元援奥，略其迹而得其精，会其通而神其用。 ”① 《西学三通》的编纂架构，表明难以将其归于按照西学分科进行资料的汇编， 而另一些汇编资料，还提示我们注意另外的情形，那就是所谓的“知识分科”本不 足涵盖其中的内容。晚清与西学传播密切相关的一幕是西学转化为新学，各种新学 丛书替代各种西学书籍的出版，颇能说明问题。这其中既有以“皇朝”命名的《皇 朝新学类纂》，也有主要取法日本的《新学大丛书》，显示在 19、20 世纪之交日本 渐成中国摄取新知的国度。发生的变化还不只是名称上的，还在于所收类目愈发扩 展，实难以不同学科来安排，往往以“类”来加以区分。 《皇朝新学类纂》出版于 1901 年，计分十类，号称“凡有关于世事而为今日之急务者，无不删繁而节取之，厘然 井肰，有条不紊”。②这还不算什么，1903 年出版的《新学大丛书》，总挈十大纲， 列目七十二，更令人叹为观止。所谓“十纲”，具体包括有政法、理财、兵事、文 学、哲学、格致、教育、商业、农学、工艺。①此亦可看出，十纲之目已难以用学科 加以涵盖；按照不同学科来汇编西学更是困难重重。这也代表着西学汇编资料新的 趋向，那就是不再局限于西学分科观念，而是按照相应的类目进行整理。 再来看“经世文编”资料。自晚清至民国初年，曾有多达 20 余种的“经世文 编”相与赓续。这一现象的出现，固可说“经世致用”思想已深入人心，同时也是 因为对“经世”之理解，代有不同。因此，经世致用思想既是中西思想沟通的重要 津梁，各种“经世文编”资料，也成为审视西方知识如何被接引的重要维度。 刘广京称魏源（1794-1857）所撰《皇朝经世文编叙》“不啻为晚清经世运动之 宣言”，可谓见道之论。①《皇朝经世文编》成书于道光六年（1826），次年刊行， 凡 120 卷，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纲，下又分 六十五目，确立“以学术为纲领，以六政为框架”的编纂形式。后续出版之“续编” ① 谢若潮：《叙》，见袁宗濂、晏志清辑《西学三通》，上海文盛堂，1902 年，第 2-3 页。 ① 吴宗玠：《序》，广益书屋主人编《皇朝新学类纂》，上海广益书室，1901 年，第 1 页。 ① 明夷编：《新学大丛书》 ，上海积山乔记书局，1903 年石印， “序”， “例言” 。 ① 刘广京：《魏源之哲学与经世思想》，收入《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 近代史研究所，1984 年，第 364 页。 -8- 大致皆谨守这一体例，然也因应风气之转移，发生着变化。葛士浚即是慨于“世局 既有变迁，议论因之日积”，1888 年编成《皇朝经世文续编》刊行。其中最突出的 即是“洋务”思想纳入“经世文编”中，专设有“洋务”一纲，系以七目：洋务通 论、邦交、军政、教务、商务、固圉、培才。还将有关天文算学的文章析为三卷， 列于“文学卷”。①认识到天文算学的重要性，已是“援西入中”的直接后果，这里 还显示出对于这些新知，该如何安置，实已构成无法避遁的问题，在没有更好办法 的情况下，只好“且将新酒入旧瓶”。 伴随“经世文编”之“新编”出现，此前的编纂形式，尤其是“学术” 、“治体” 及“六政”的体例，也被具体的子目所替代。这其中，麦仲华所辑《皇朝经世文新 编》，在编辑体例上就有明显突破，梁启超在《序》中即称赞此书“多通达时务之 言，其于化陋邦而为新国有旨哉”。①受此影响于 1902 年编成的《皇朝经世文续新 编》，在类目上也拓展为 30 门。如对比同样出版于 20 世纪初年的其他西学汇编资 料，在类目上已看不出明显的差别。①这样的变化，也事出有因。俞樾后来为《皇朝 经世文三编》作序，即曾慨叹，此前为《皇朝经世文续编》作序，曾盛赞其所辑 “翔赡渊博” ，“于学术、治术所裨匪浅”，孰知不数寒暑，即见中日之役，“至今日 苟有尚恃三家之书以讲求富强者”，何异于南辕而北辙也。①由此也可注意到，后出 之“经世文编”逐渐加强了西学的内容。鸿雪斋主人为求是斋所编《皇朝经世文编 五集》作序，就特别提到：“迩者风气大开，朝野上下皆以讲求西学为当今急务， 海内名人采辑西书行世者，不一而足，均足以开发心思，转移风化。 ”① 看得出，后出之“经世文编”，其类目与其他以“西学”、“新学”为名的汇编 资料渐渐趋同，同时，往往都会提及科举改制的问题。这是重要的讯息，揭示出晚 清出版的西学汇编资料彼此的关联，都配合着科举改革的大势，这是不可忽略的。 ① 葛士浚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广百宋斋校印本，光绪十七年（1891）， “例言”， 第 1 页。 ① 梁启超：《叙》，见麦仲华辑《皇朝经世文新编》，台北文海出版公司，1977 年，第 1-2 页。 ① 该书又名《续经世文新编》，储桂山辑，义记书庄石印本，1902 年，共计 30 卷，收文 558 篇。 ① 俞樾：《皇朝经世文三编序》，见陈忠倚编《皇朝经世文三编》 ，上海书局石印，1898 年，第 1 页。 ① 求是斋编：《皇朝经世文编五集》 ，宜今室，1902 年石印， “例言”， 第 1 页。 -9- 不过在讨论之前，先看看西学汇编资料之另一大宗——策论。 科举考试作为一种程式化的考试，与之相伴随的是各种为应试士子准备的可兹 效法的参考样式。科举考试“改试策论” ，也催生出各种汇编文字，尤以 1901、1902 年这样的关键年度居多。单从标题上即不难看出是围绕着“经济”、“时务”、“政 治” 、“经世”做文章。相应的，与“西学”相关的知识，所占比重也愈益突出。这 里不妨举证几种 1901-1902 年之间所出版的策论资料。 1901 年中西译书会所印《中外政艺策府统宗》，就强调“艺学”攸关富强，指 出西人以艺学致富强，凡铁路、矿务、电学、化学、声学、算学，“无一非艺学” 。 今中国力行新政以图富强，改科举为策论，政治之余，兼及艺学，亦知艺学实富强 之始基，士之有志科名者， “孰不当精究艺学哉”。①同年鸿宝书局石印《中外政治策 论汇编》，则突出了“政治”，“士生斯世，宜上体圣心，以政治为当务之急，其有 关于政治者，均宜曲证旁通。”①大致说来，最早编印的资料，颇有些“急就章”的 意味，皆是为应试士子提供“揣摩”之本。稍后出版的资料，就显得愈加成熟，逐 步提升“西学”的分量。1902 年所印之《中西经济策论通考》，收有三篇序文，其 中一篇就特别提到，自海禁宏开，谈时务及洋务者不下数千百家，类皆补苴成帙， 未有如《中西经济策论通考》一书之广博采搜。该书分门二十四种，又后附西学八 种，“皆切于势务，关于时事，五花八门，引人入胜，可以长见识，审时世，以之 体国可为平治资，使于四方不贻陨越羞。是此书诚有裨于民生国计也大矣。 ”① 大致说来，上述举证之“策问”资料，其编辑缘起差不多一脉相承，各种序文 或编辑大意，论证的方式也如出一辙。主要强调相关书籍，五花八门，目不暇给， 以突出自己所编资料“远胜坊间所出各书”，当可为“科第之津梁”，抑为“富强之 嚆矢”。清楚交代说明这类书籍之编纂，是为士子提供适应新的考试样式的资料。 不过，这里也表明此类资料另一值得重视的特点，均系汇集其他资料而成，所采集 的对象，则配合于改试策论之背景。这样晚清以来所出版的各种与“西学”、“经 世”、“时务”密切相关的各种资料，有了重新编辑出版的机会。因此，“策论”资 ① 陈文洙：《序》， 《中外政艺策府统宗》，上海中西译书会，1901/1902 年，第 1-2 页。 ① 鸿宝斋主人编：《中外政治策论汇编》，上海鸿宝书局，1901 年石印，第 1 页。 ① 秦荣光辑：《中西经济策论通考》 ，深柳读书堂，1902 年，第 1-3 页。 - 10 - 料于晚清“西学”不仅是重要的“呈现”物，在西学知识传播上，也另有一功。 重要的是，上述三个来自不同系统的西学汇编资料，单从类目上看，已渐渐趋 同。那么，在编纂体例上彼此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性呢？有没有互相的影响？就 本土对西学的“回应”来说，这是至为关键的。如能发现彼此之间的关联，或许也 能进一步把握本土“回应”西学知识的方式。 三、知识：形式与内容 张謇（1853-1926）在为鸿宝书局 1901 年石印《中外政治策论汇编》作序时， 特别提到读此书的感受，是书之编，“由治道学术以迄海邦，共十六门，大致与魏 氏源之经世文编相近，皆《文献通考》之支流，而取法于周官之区分门类者也。”① 对照《皇朝经世文编》所分八类，内中基本是涵盖的关系，只不过“治道”替代了 “治体”，且与“学术”的次第互换，可见张謇做出这样的评价，颇为中肯。实际 上，不单是“经世文编”，中国传统的类书目录，也多所采用。光绪二十三年 （1897）点石斋印《时务通考》，即是秉承《文献通考》之意图，接续《皇朝通考》 而来。①同年出版的钱颐仙选辑《万国分类时务大成》，还特别指出：“是编其间事 实，虽专采取泰西各国书籍，为近日讲求时务急需，然体裁则取法我中华艺林典则 各种分类旧章。”③所谓“体裁则取法我中华艺林典则各种分类旧章”，尤其点出了 问题的关键。而前面提及的《西学三通》，单看书名即可知是对“三通”之继承。 这里并无意说明形式决定了内容，这些袭取传统架构汇编而成的资料，同样也遭遇 难以安置的问题。《西史通志》就表示：“订西史之难十倍中史，一则国多，绪乱 无正统为纲，一则世积事纷，鲜信史可证。”“同一体例，郑志用之经纬咸宜”，而 书写西史仿此体例，则不免“瑕疵叠出”。①但无论如何，彼此的关联是无可质疑的， 这也促使我们以此为出发点，思考传统认知知识的方式，如何影响到对西学的接纳。 言及古代中国对学问的看法，常被人谈论的是“六艺”和“孔门四科”及后来 发展出的“四科之学” 。无论是“六艺”还是“孔门四科”，在晚清皆有进一步的发 ① 鸿宝斋主人编：《中外政治策论汇编》，上海鸿宝书局，光绪辛丑（1901） ，第 1-2 页。 ① 杞庐主人：《时务通考》 ，上海点石斋，光绪二十三年（1897）印。 ① 钱颐仙选辑：《万国分类时务大成》 ，袖海山房，光绪二十三年（1897）石印，第 1 页。 ① 袁宗濂、晏志清辑：《西学三通》 ，“西史通志”卷一，第 1-2 页。 - 11 - 展，尤其是后者，发展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之学。在中西学术沟通之际， “四 科之学”也经常为士人所联想，甚至还直接与现代学科进行比附。不能说上述种种 没有作为传统延续下来，晚清的书院教育及科举考试中，都不乏这些方面的内容， 但就本文所讨论的西学“汇编”来说，直接产生影响并有所体现的，主要是“四部” 分类与“三通”之类的内容。 前已述及晚清西学汇编资料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形式，本土的“回应”也大致可 区分看待。就第一类“汇集诸书成一书”来说，来自于对采摭群书、分类编辑的 “类书”传统的继承。第二类主要以“书目”形式出现的诸书，则与中国由“七略” 到“四部”的书籍分类系统密切相关。只不过，伴随着西学书籍的大量出版，传统 的书籍分类也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不得不变。江人度上书张之洞就说道：“东西 洋诸学子所著，愈出愈新，莫可究诘，尤非四部所能范围。恐《四库》之藩篱，终 将冲决也。”①这话值得斟酌一番，西方知识传入中国以后，所遭遇的也正是这样的 问题，先是以附录或其他方式将西方知识装入，后来才逼出新的分科架构。梁启超、 徐维则在编辑相关书录时的困惑，实际即是针对此发出的感慨，也说明他们是立足 本土的书籍分类思考如何安置西书。可以补充说明的是，如何安置西学书籍还经历 了一番曲折，其中新学书目与旧籍目录并存的形态，即可看作过渡时代的产物。黄 庆澄（1863-1904）1898 年所编《中西普通书目表》 ，可看作新旧目录并存的例证， 孙诒让（1848-1908）在“序”中介绍了该书编纂之缘起，明示“中书多取之南皮尚 书《书目答问》，西书多取之新会梁氏《西书表》”。①这样的书籍分类形式，也延续 了不少时间，不单藏书楼，近代图书馆出现后，也往往以新旧并列的方式来处理。 检讨了西学“汇编”的前两种形式，进一步再来看第三种形式。如果说“类书” 与“四库”分类的影响主要是形式上的，则“三通”与“经世文编”的编纂架构所 影响的，不仅仅是分类体系问题，还包含着认知世界、处理事务等环节。所谓本土 回应影响于对西学之“汇编”，这是最值得重视的。 “三通”在史学编纂上所发生的影响，向为诸家所乐道。可以说，晚清在思考 ① 江人度：《书面答问笺补》卷首，陈居渊编《书目答问二种》 ，北京三联书店，1998 年，第 461-62 页。 ① 黄庆澄：《中西普通书目表》 ，署“光绪戊戌七月算学报馆自刻”，1898 年。 - 12 - 中国历史新的书写样式时，以“三通”为代表的著述是重要的“思想资源” 。而且， “三通”之作绝非仅仅关涉于书写样式；内中的门类，所体现的实际是历朝历代 “体国经野”之具体关怀，贯穿的基本主旨是“通变”、 “致用”。相应的，“三通” 也被当作“政书”看待，而且不断有“续三通”、“清三通”相与赓续，合称 “九 通” 。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论是编纂架构，还是现实关怀，“九通”与“经世文编” 都如出一辄。也正是因为如此，晚清所出版的西学汇编资料，在体例上，及对时务 的认知上，都取法于此。俞锡爵所撰《皇朝经世文续编序》，开篇即写道：“粵 稽三通迭兴，创演义例，引申孳乳，各有续编。其传之久者，有云间王圻氏《续通 考》一书。”①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无论是“九通”还是“经世文编”资料，都在因 应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九通”变为“十通”，也发生了相似的一幕。刘锦藻 （1862-1934）以个人之力于 1912 年修成《清朝续文献通考》，显著的变化即是在 原 26 考之外，新增了外交、邮传、实业、宪政 4 考。 因此，晚清西学“汇编”，所涉及的不只是分类问题，还呈现出知识认知的方 式。即便是前述看起来只是汇集诸书为一书，或只是目录书，也体现出一定的认知。 而吸取传统分类架构的书籍，更加值得重视，原因在于，中国本土区分各种不同知 识的方式被援引进来，作为对西学之接纳。这其中“三通”诸书，以及各种“经世 文编”所显示的知识架构，即构成接纳西学引人注目的一环。事实上，上述三个不 同系统的汇编资料，其类目渐趋一致，即是最好的说明。同时也说明，传统的知识 架构在“西学东渐”之际是如何被“发明”的。 余 论 略为梳理晚清“汇编”西学不同的来源系统，以及不同的编纂架构，还有必要 进一步解释上述资料所体现的知识立场；要理解晚清西学的“汇编”，这也是不可 或缺的一环。原因在于，形式的背后尚有更为关键的为学立场作为支撑。可以明确 的是，无论是类目的安置，还是采集西书的方式，都关涉于晚清“采西学”的基本 立场；传递着对“学有次第”的理解；更攸关于科举考试“改试策论”的变革。只 有切合于当时的大势，才能更好理解这些资料何以在晚清大量出现，又因何原因以 ① 俞锡爵：《皇朝经世文续编序》，见饶玉成编《皇朝经世文续编》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 年， 第 1-4 页。 - 13 - 这样的方式编排。这里所要略加补充的，便是代表晚清士人共同见解的“中体西用” 论及其对“采西学”所产生的影响。 如论者指明的，晚清思想界所困惑的中学和西学之异同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其 答案大致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语为代表；通常把这个公式归之于张之洞 的发明，其实这是晚清人的共同见解。①重要的是，在“中体西用”思想的主导下， 形成了“西学必先由中学”的看法，张之洞堪称其中的代表。《劝学篇》“循序第七” 开篇即表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 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 ”①既然秉持“西 学必先由中学”，相应的，在进行西学的“汇编”时，也不免以此进行安排。前面 论及的梁启超《西学书目表》 ，将西方知识区分为“学” 、 “政” 、 “教” ，即体现了这 一立场。不单是立场问题，按“类目”编辑起来的西学汇编资料，还体现出对学有 “次第”的看法。无论“中体西用”论，还是针对西学“学” 、 “政” 、 “教”的区分， 都包含着对“次第”的思考，也关乎“采西学”的基本方针，它展现了晚清士人在 分科观念影响下，对西学的接纳颇为关注学科之次第，并着力于辨析“西学门径” 。 稍前笔者已撰文对此加以检讨，简单地说，无论是“中体西用”的论辩，还是“学 科次第”的辨析，都说明晚清“采西学”是有所本的，影响于上述汇编资料，既体 现在吸收哪方面的西学知识，也反映在各类目“孰先孰后”的排序上。这也算得上 本土回应西学的重要环节，不可忽略。①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科举改制的影响，实际上这些汇编资料的出版，不少即是配 合着科举“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而展开。科举“改试策论”影响于士子者，或许 再怎样估计都不为过。“改试策论”提供了明确的信息，科举考试的内容将集中于 ①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远流 出版公司，1986 年，第 1 册，“序” ， 第 9 页。 ① 张之洞：《劝学篇》 “循序第七” ，见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第 12 册，第 9724-9725 页。 ① 章清：《“采西学”：学科次第之论辩及其意义——略论晚清对“西学门径”的探讨》，《历 史研究》2007 年第 3 期；《“中体西用”论与中西学术交流——略论“体用”之辩的学科 史意义》，收入《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 （中国近代史研究集刊第 3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 14 - 测试士子对时务、对西学的掌握。严复（1854-1921）在致张元济（1867-1959）的 一通信函中，即言及科举改制后对译书业的推动，“科举改弦，译纂方始，南北各 局执笔之士甚多。分以销售利益，庶有以泯其作嫁为他人之塞责，而动以洛阳纸贵 之可欣求，达难显之情，期读者之皆喻；则此举不独使译家风气日上，而求所译之 有用与治彼学者之日多，皆可于此寓其微权。”①可以说，晚清西学汇编资料的出版， 因应着科举改试策论这一大局。问题还不只是催生了诸多“策问”汇编资料，其他 以西学、新学为名出版的书籍，也都受此影响。上海广学会 1898 年出版的《新学 汇编》 ，在“序”中即表示， “承明诏废弃时文振兴新学，而是书适告成功，承学之 士即可于是取材，殆所谓不谋而合，且恭逢其盛者欤。海外旅人十余年孜孜矻矻， 不同于空言之无补，抚衷循省，何幸如之哉。”①《西学三通·叙》也指明：“近年 来译西书者汗牛充栋，而重复拉杂难觅全璧，有志者不免望洋而叹矣。况科场改式 学堂复制士子需西书研究，苦其浩无津涯。”①这些例证皆显示出改试策论与西学颇 为攸关，也催生了各种西学汇编资料的出版。关键在于，应试士子因应科举改制的 需要，并非全以“策问”资料为参考，同样会瞩目于西学资料。前面提及的求实斋、 鸿宝斋等书局，既参与“经世文编”的出版，也广泛介入到“策论”与其他“西 学” 、“新书”书籍的出版，此亦可见科举考试乃催生晚清西学汇编资料重要的诱因。 综观晚清所出版的众多西学汇编资料，所显示的是学科意识逐步成长的过程； 针对西学知识进行取舍，也可说是贯穿始终的主题。重要的是，这些汇编资料的编 辑均系本着一定的立场与认知进行这项工作，由于认知有异，取法的重点也各不相 同。表面上看，这些资料是按照知识分科的架构对中译西书进行分类，究其实质却 并非如此单纯。知识分科观念固然影响着对这些资料的编纂，然而本土的“回应” 同样值得重视， 尤其有必要厘清本土的知识认知架构如何影响到对西学知识的接纳。 因此，突出西学“汇编”中“本土”的回应方式，或可令我们对这些资料的复杂情 形，有更好的把握。首先是这些资料尽管是按照一定的类目进行编辑，但这些类目 并非完全按照严格的学科观念进行分类，其次是即便用到了延续至今的学科分类观 ① 严复：《与张元济书》，见王栻主编《严复集》 ，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3 册，第 544 页。 ① 李提摩太：《〈新学汇编〉序》， 《新学汇编》，上海广学会，1898 年，第 1 页。 ① 谢若潮：《叙》，见袁宗濂、晏志清辑《西学三通》，上海文盛堂，1902 年，第 2-3 页。 - 15 - 念，也需要考虑内中的安置是否符合具体的学科。 不管怎么说，既然是西学“汇编”，本身即意味着是针对传入的西学知识进行 二度创造，亦即是“知识的再生产”，因此也有必要解析其中关乎本土文化的调适 与回应。因为这已超越了对西学单纯的“译介” ，而是加入了本土之“接引”方式。 重要的是，需要透过其类目，可以清楚把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晚清所理解的学科 究竟是怎么回事，也可以更好区分哪些确属知识之“移植”，哪些又来自本土的“回 应” 。或许，这也正是审视中西文化之调适与回应之主旨所在。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