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流转，年岁变迁.docx

芳华流转，年岁变迁倏忽之间，改革开放已至 40 周年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 40 年的春华秋实，今日的心旌荡漾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将举办《大师面对面——“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讲座》，邀请校内外多名杰出教师及优秀校友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为主题作五场专题讲座，结合其科研经历以及相关行业领域发展现况，从不同视角探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生的历史变革，以及改革开放对科研方向、人生选择等产生的影响。金亚秋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国家 973 首席科学家，复旦大学电磁波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我国电磁波物理与空间微波遥感研究领域著名科学家。 1978 年，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金亚秋院士怀揣着使命与责任，作为首批公派研究生赴美留学。1987 年，他作为首位在麻省理工学院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获得博士学位的新中国留学生，来到复旦大学任教。在之后的数十年里，他与他的团队一起在电磁波物理与空间微波遥感技术领域中取得了重大的理论与应用成果。以下是讲座全文 2018 年 11 月 13 日复旦大学第五教室楼 301 室的报告录音整理稿各位老师、同学，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荣幸来这里跟大家谈一谈这 40 年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以及我自己的一些感想。最初我在《海归学人》这本杂志上写过一篇关于四十年征途回眸的文章。因为今年 2018 年，正好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日子，也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派出留学生到国外学习的 40 周年，所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到《海归学人》。后来《海归学人》把这篇文章发到《新民晚报》去了，许多人都看到了，所以都希望我能谈谈这 40 年来自己走过的历程和感想。我觉得这也是应该的，因为我们国家经过 40 年来的改革开放，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这一代人，也的确亲身经历了如此巨大的变革。我们在座的许多年轻人，可能 1978 年还没有出生，所以许多事情也不知道。所以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今天来讲一讲，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从我进大学的时候讲起。我 1965 年进入了北京大学。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事实上在那时，经济方面，我国经历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国际形势方面，美国和苏联也是一直敌对中国。所以那个时代的青年学生都是通过奋发图强、自力更生来报答祖国。于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抱着科学报国的思想，进入了北京大学。在那个时代，你们可以看到北大的校歌里有一段：“我们来自江南塞北，情系着城镇乡野；我们走向海角天涯，指点着三山五岳。我们今天东风桃李，用青春完成作业；我们明天巨木成林，让中华震惊世界。”我们就像当时的每一个青年学子一样，怀抱着“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的思想，努力求学。但是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我们国家在政治上发生了文革浩劫。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学业被迫中断。但是我们科学报国的思想一直在心中保存着。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北大里，经常半夜三更自己看书、学习，我的许多课程实际上都是在深夜里自学完成的。到了 1970 年，那个时候文革已经进行到第四年，我们被分配到全国各地。我是被分到了广西的宜山氮肥厂，那是一个在山沟里面，我在那里从工人做起。照片中的那台机器，是日本进口的铣床，就是我工作了八年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我非常熟悉的。在这八年当中，我认为最值得我自豪的是，我在自己的工作当中仍然不忘初心。因为那个时候在文革时期，对于一个化工厂来说，有的需求很迫切的设备却没有，我会画画，在当时，许多工厂的设备都需要我来进行改造。于是我们常常是跑到附近的柳州，去看那里的机器，我先把它画下来，然后回到自己的工厂里进行建造。从图纸开始，加工零件、装配、施工，最后到使用。可惜这张照片没有能够留下来。但是不管怎样，在我们国家命运多舛之际，我们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一份职责、贡献了我们的青春。在那八年的时间里，我仍然坚持学习，始终没有放弃学习数学、物理和外语。当然，那个时候我完全不知道将来还有考研究生一说，只知道知识是非常吸引人的，是使人幸福的源泉，所以我没有放弃。到了 1978 年，四人帮被粉碎了，改革开放开始了。1977 年 10 月，我在早上起来打饭的时候，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说中国科学院恢复研究生制度，当时我非常激动，就好像一个士兵一直在战壕里面等待着战场的召唤一样。 1978 年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同志在这个大会上做了报告。邓小平同志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中的一部分，我们国家和人民是通过几十年的努力、经历了曲折的道路，才认识到了这个真理。现在一些老科学家，在回忆到我们国家那个艰辛年代的时候，都会提到这个科学大会，当然我没有参加，我那个时候还是广西山沟里的工人。随后我们国家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时候说，我们不但要自己培养研究生，还要派出许多研究生留学，不是派十个、八个，而是要派一批。所以在 1978 年，我考上中国科学院研究生以后，大概才过一两个月，就接到通知要我去参加英语考试。因为我那八年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英语的学习，所以这次考试相当顺利。当然，我在考研究生的时候，也有很多小故事，可以讲一个。我到宜山县城里去考研究生，住在一个小旅馆，那里的女经理第一天把我安排在一个不见阳光、水房边上的小屋子里。那是一个小县城，可能考研究生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那个女经理那里。在我考试第一天结束以后，等我走回小旅馆的时候，那个女经理就笑嘻嘻地说，把我的住处换到了临街朝阳的一个房间。这个房间通长是留给长途汽车司机的，因为那个时候物质供应很困难，长途司机是非常吃香的。他们走到不同的地方可以买到一些别人买不到的东西，所以女经理一般都喜欢把最看重的一间朝南的屋子留给他们。但是那次她把这间屋子留给了我。后来我就参加了英语考试，很顺利地通过了，又重新回到科学研究的队伍当中。邓小平同志后来在接见外国和中国科技人员的时候，就特别强调，如果我们在六十年代那样艰苦的日子里，没有原子弹，没有氢弹，没有卫星，中国就不能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之所以要有这样的国际地位，是因为这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荣誉。邓小平提出来，我们中华民族历尽艰难发展，而科学技术今后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的标志，而在过去我们失去了很多的时间。前不久我去了南昌，那里是邓小平同志当年下放到一个工厂里成为一名工人的地方。大家看这里有一条小路，现在叫做“小平小道”。那个时候，邓小平同志在这条小道上思考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大道，现在在这个小道的尽头，立了一个邓小平同志的塑像。到了 1978 年的 10 月，我就回到了北京，我在广西待了八年，回到了北京。作为中国科学院公派出国的留学生。中国科学院第一次招收研究生录取了 1100 个学生， 1000 个国内培养，另外 100 个重点派出国留学，而我是派出国留学的成员之一。我们当时在中国科技大学玉泉路的留守处学习英语，这是我们一个英训班的合影，右边那张照片是我第一次出国时护照的照片。这张照片是在北京王府井的中国照相馆拍的，中国照相馆原本在上海，是在解放初迁到北京的，因为北京那个时候还没有好的照相馆、理发馆、裁缝店等等，所以中国照相馆当时在北京王府井是很有名的，我们就在那里照了相。从那个时候，1978 年，到现在正好是 40 年。前不久我去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大学 40 周年校庆，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校史就是从成立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时候开始算起，到现在正好是 40 周年，我也作为国科大的校友，又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大学。现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不在玉泉路的留守处了，那个地方现在只是国科大的一小部分。我在那里参加了校庆，感慨良多。在那里我也见到一些很久没有见到的老同学，当然，我们都老了不少，毕竟四十年过去了，坚持走过了这一条道路，才有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国家发展水平，以及国科大 40 周年的校庆。 1980 年 1 月，我就到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系，成为正式注册的研究生。我去的时候，大概只有几名访问学者和两名注册的机械系的研究生，我是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系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研究生，后来我获得了博士学位，也是作为新中国第一个在麻省理工学院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系获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还是十分美丽的，你可以看到它的校园，在这个屋檐下面都是世界上著名科学家的名字，像牛顿、达尔文，他们的眼界是相当宽的，追求的是世界的最前沿。你在这样的校园里就会感到世界一流是什么样子。这里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体育馆。为什么我给大家看这个杜邦体育馆呢？因为我们的大型考试，和我们博士生的资格考试，就是在这里举行的。我特别应该谈一下研究生的考试，研究生的话，第一年进去，到了第二学期的期末，就要进行资格考试的笔试。一般来说，所有的研究生都需要进行这样的考试，即使你不准备念博士学位了，也要参加这项考试。考试有十门课，任选四门，考两天。一般来说，在这个大的体育馆里考试，中午进去，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傍晚了。考完以后，要排名次的，虽然这个名次不是作为一名学生能否获得博士生资格的最后决定因素，但是它会影响导师和教授对这个学生的重视程度。刚才说的是笔试，现在是口试。到了第二年，也就是第四个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就要进行口试。口试具有决定性，决定这个学生是拿硕士学位毕业，还是获得博士的研究生资格，继续留下来。那么考试的内容就是，第一，考你两年的科学研究成果。第二，考你的基础课程，包括研究生课程，也包括你在笔试中流露出来的一些弱点。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学生一般来说数学比较好，一些实验课程比较差，那他会挑一些你在笔试十门课中没有选择的那些课程，来问一些问题。然后来决定这个学生是否有资格做博士生，是否可以通过这个资格考试。这是非常严厉的考试，你的指导教授是不参与的，都是其他教授委员会成员会来参加。考完以后，会得到三种结论，第一个结论是合格，就是 Qualified，你就可以继续在学校里面做博士研究生的学习。第二是 Not qualified this time，就是这一次不合格，这一次不合格就是说你还可以再考，也可以知道问题在哪里，你下次再考，你可以去选读工程师学位，在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之间，工科院校还有一个工程师学位，学习一年，在这一年之中，你还可以参加考试。第三是 Not qualified，就是没有获得资格，不合格，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两年获得硕士学位就走。所以说这样的考试是非常严格的。右边这是我的研究生宿舍，这条小路是我天天要走的小路。每天我们往往都是半夜经过这条小道，回到宿舍，有时候下大雪，美国波士顿的雪是很大的，月光照着大雪，踩在这个雪地上，就只能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我觉得求学的时光是非常神圣的，如果在这里度过大学生和研究生生活，这里的求学的时光就是非常宝贵的。当你工作以后，忙于各种事务的时候，也许这种神圣的时光就不再有了。在求学的过程中，你是会非常专注的，在一个寂静的晚上，在没有任何声音的晚上，只听见你在雪地上走路的声音，这个感觉是非常好的。我在 1984 年 10 月通过了博士答辩，1985 年 2 月获得了博士学位。这个是 1985 年 6 月，在毕业典礼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给我颁发了博士证书。毕业典礼是十分隆重的。我也参加过复旦大学的毕业典礼，也是十分隆重的。我在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在美国工作了三年，1988 年 1 月份，我来到了复旦大学。我回到国内的时候，已经改革开放 10 年了，我们国家的面貌开始发生变化，政治上也比较宽松，人民也比较活跃，但是经济生活还是十分困难的。我们大学办学的条件比较差，我记得我经常到物理系的图书馆，当时物理系图书馆的杂志，大部分都是影印版的，尽管是影印版，学校用来购买的经费也非常有限。所以曾经在影印本涨价的时候，物理系图书馆不得不要停掉一些杂志。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跟我说，你是经常来看的，你要去反映反映，如果这些杂志中断了，以后是补不回来的。但是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教师也无法说什么，因为学校里的办学条件，经费只有那么一点，还是相当困难的。而我到复旦大学任教，实际上我一分钱的科研资助都没有拿过。我的第一笔资助，是我在上海航天八院时拿到的五千元的一个项目，我获得的第一个自然科学基金是三万元。我到北京去出差，坐的是慢车。我曾经花 3 元钱在一个地下室度过一个晚上，所以说那个时候条件还是相当困难的。回顾这一段时间，这几十年来，我到底做了些什么呢？我认为我做了“开拓电磁波散射辐射传输与空间微波遥感信息的基础领域和重大应用的研究”。我认为在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及其重大关键应用的研究中，我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这一张图描述的是什么叫遥感，因为我这个 PPT 实际上是作为学术报告的 PPT，所以我不完全讲具体的学术上的内容。简单说，遥感是在遥远的一个地方，感知观测目标的特征信息，它是从可见光发展到红外、再到全天时全天候的微波遥感，它包括被动的微波遥感和主动的微波遥感。被动的主要是测量观测目标的微波辐射，从中感知观测目标的某些物理特征。主动的，比如雷达，雷达通过发射电磁波，得到回波，从中感知你观测目标的某些物理特征。这里包括地球科学、海洋科学、空间科学、国防科技等重要的应用。下面说说我的工作。在国内，在九十年代初，我们国家在微波遥感方面基本上是空白状态，只有极少量的一些理论上的跟踪研究。但是到了九十年代末，我们国家在该领域的发展，就相当迅速了，我们人才断档的现象得到弥补。我承担了我们国家在微波遥感方面的第一个 973 项目。这是《文汇报》登的新年第一篇的文章，关于 973 项目的几位首席科学家的工作情况。我们在地球地表遥感，在目标识别，在嫦娥登月、在国防科技等这些工作中，都做出了自己相应的一些贡献。在这里，我总结了三个部分，也谈谈学术上的内容。首先，就是极化和电磁波的散射与合成孔径雷达监测信息的获取与处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电磁波的规律性偏振，在电磁学里面是叫极化，极化电磁波在复杂环境，复杂目标上的散射、传播，在卫星所载的平台上，它从十米到五米，到一米，甚至到分米量级，合成孔径雷达的监测目标，以完成目标信息的获取与处理。我们在这个领域中做了许多相应的工作，这个工作后来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我和徐丰在微波遥感的领域出版了一系列的专著。第二个方面就是自然介质电磁波辐射传输，与星载微波遥感信息的定标和验证工作。这里主要是讲地球科学，大气、海洋、陆地、水文等方面的星载微波遥感以及被动遥感当中的一些工程，包括我们国家的风云和海洋卫星遥感。我刚才说了，在九十年代初，我们国家在微波遥感方面基本上是空白。1992 年，在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开始讨论我们未来在卫星微波遥感上立项的议题，在会议中，我提交了一份报告，提交了多通道微波遥感模拟的结果。 1993 年，“风云三号”微波遥感正式立项。一直到了 21 世纪，到了 2004 年，我们的第一个微波遥感的气象卫星上天。现在风云气象卫星已经成为国际上公认的应用卫星系列之一。我们在这里主要做的就是建模，在理论建模、模拟，对数据进行验证、定标，以及特征参数的反演方面，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和方法。我在这个领域当中，也有几本专著。特别是在最近的中国嫦娥探月当中，也利用我们的多层微波辐射的工作，完成了嫦娥一号、二号微波，多通道微波辐射的一些应用工程。第三方面的话，就是天、地、海环境，目标计算电磁学和监测信息的反演及其特征。我们知道，目标和环境往往是连在一起的。那么环境，即天、地、海、环境里的目标，它的电磁散射，其散射的特征，我们雷达监测信息的获取都需要理论建模，这就需要完成发展计算电磁学相对应的一系列的工作，并通过这些工作，在其基础上进行它的特征信息的反演重构。主要就是这几个方面的工作。这么多年来，我发表了 750 多篇学术论文，14 本学术专著与文集。可以看到，我的第一本国外专著，主要是讲辐射传输，后面两本主要讲极化电磁散射。这些蓝色封面的都是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系列性学术专著。“复杂系统中电磁波”为复旦大学得到了第一次国家图书的最高奖-国家图书奖。我们在微波辐射、极化合成孔径雷达、随机粗糙面和目标散射，这几个方面做了一个系列性的工作总结。我也是总结性“中国微波探月”的主编之一。这些工作，也得到了国内外的相当的重视，《海归学人》也曾经对我进行了报道，这就是我为什么今年跟《海归学人》还有联系，应他们的邀请，写了这样一篇 40 周年的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晨曦中你拔地而起，我们就在你的形象里”，它的副标题才是“四十年征途一回眸”。这个题目是从一首歌里来的，我觉得它贴切地反映了我们中华学人在伴随着我们祖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当中，所走过的道路和所具有的感受。我的工作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我也有幸被评为了“上海市科技功臣”，也获得了最近四个部委颁发的“科技创新争先奖”等 20 多项科技奖励。而我自己特别在意的，是我获得了 IEEE GRSS 杰出成就奖，因为我是该学会 50 多年来 32 位获得杰出成就奖的第一位非欧美的科学家，代表我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右面这张图是密歇根大教授作为 IEEE GRSS 主席，他向我颁发奖状和奖牌。我在大会上获奖发言，有些像是在那奥运会升起五星红旗那样的感觉，我觉得在我人生当中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感到非常的幸运。后来在 2016 年，我们在北京召开了 IEEE GRSS 地球科学与遥感的年会，参会人员大概有两千多人，这个会议的举办不容易。实际上我们国家在 1996 年，在新加坡举办了这个 IEEE GRSS 会议以后，就开始申请，但是屡遭失败。当然，没在中国召开这项会议原因很多，但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得到美国 NASA 的支持，所以很能在 GRSSADCOM 中获得通过中国召开。但是，我们中国在 21 世纪，这么一个十来年的发展是十分迅速的。你可以看看有关的学报上，中国发表的文章，虽然有些文章我们还有待商榷，但是无论是它的质量、数量，都取得了非常明显的进步。这是我们国家从跟着追，从追跑到陪跑，有了历史性的转折。我们将来一定能够领跑。所以说作为大会主席，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终于把 IEEE GRSS 引到了中国。我跟徐丰也正在筹备将来 2025 年在上海召开大会的有关事情。我觉得这些工作都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完成上面这些任务以后，我们将面临新的任务。我的新的任务，大致上讲一讲是 “多模式遥感信息的智能获取技术”。大家知道，人工智能技术现在发展的很快，遥感多模式的一个主动、被动、多频段、多通道，多种模式的遥感，提供大数据。但是这些信息并不是直接测量获取的，信息是内含的，所以我们说遥感是感知，而不是测量，这个在许多人的心目当中都没有很好的理解这个感知的问题，这个不是直接的测量，里面含有丰富的信息，复杂的电磁波和复杂的环境目标相互作用，它里面包含着许多物理的特征，物理的细节，对它的监测信息的反演与多维重构等等，都有一系列的信息技术等待完成。我们希望在多模式遥感的情况下，我们能够获得深度的精细的信息，就好像一个人有光学视觉的眼睛可以看照片，但是人看不见微波。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对于微波遥感，我们也能够形成一个信息图像，我们希望通过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在微波遥感的大数据当中获得大量内在的、物理的、定量的、精细的、准确的信息，这个“微波视觉”就是我们将来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任务，我们通过了有关方面的多次答辩，现在终于有了这么一个对我们国家安全有重大意义的这么一个项目，这个将是我们实验室今后的最重要的任务。回顾自己的一生，当然现在还不是总结的时候，我从小在上海少年宫，上海中学，北京大学求学，后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成为公派出国的研究生，到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以后在纽约城市大学，后来在约克大学和美国海洋大气局工作，并且 30 年来一直在复旦大学工作，这个是自己走过的一个路程。所以最近 20 年来，我有很多机会参加许多学校以及著名学府的周年庆典。所以今年谈到 40 周年，所以我就回顾一下最近 20 年来，我参加过什么样的周年纪念。1998 年我参加了北京大学一百周年；2005 年是复旦大学的一百周年；2011 年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百五十周年；2013 年是中国福利会少年宫的六十周年，那是我小时候待过的地方，很有意思的是我走进了大厅，虽然有半个世纪我没有过去，我甚至觉得它的味道都是跟我小时候一样，也许他们用的是同一种清洗剂，但是我觉得味道都是一样的。2013 年是北京大学物理学科建立一百周年，2013 年的一百年前，也就是 1913 年，那个时候清朝政府刚刚被打倒，许多人才在北京大学成立了物理系。在一百周年会议上，有来自许多国家的科学家。特别有意思的是燕京大学物理系的系主任，是个美国教授，他的儿子现在是美国某一个大学的物理系的系主任。 2015 年，上海市上海中学的 150 周年，这是我中学的所在地；2016 年，中国科学院学部 60 周年；2018 年北京大学双甲子 120 周年；一直到最近，2018 年中国科学院大学 40 周年。我觉得参加这些庆典，使我有机会想一想，浏历中华学人，志士仁人为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所走过的艰难的历程。我想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你看到我们的前辈所走过的这条道路，耳提面命，会丰富你什么经历？这样子的感受是非常强烈的。我非常有幸自己一生中的许多阶段能在这些著名的学府中度过，我感觉非常幸运，同时也感到自己肩上更多的责任。所以今天让我来讲一讲的话，虽然我非常不好意思在那么多人面前讲这么多历程，不管你们能听得进多少，能够与我有多少共鸣，我觉得我还是应该来讲一讲。这些都是我参加这些庆典的时候，留下的照片，我觉得是非常珍贵的。回到我在复旦大学，我们电磁波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我们为实验室制定了相当宽泛的研究工作，虽然主要还是在微波方面的一些工作，包括了微波遥感，包括极化合成孔径雷达，包括自动的目标识别，包括计算电磁学，包括大数据的处理以及相关的一些技术。除了空间遥感以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包括空间通信，高性能计算和智能信息技术。我给我们实验室定了所谓的“一三五”的计划。一个定位，就是要把我们实验室作为国际先进，国内领先的电磁波信息科学基础研究的实验室；三个突破，我们希望在十年里面，我们的研究水平要拿到国家奖。当然我们不是为获奖而做研究，但是它可以用来衡量你研究的质量到什么地步了。五个方向，其中包括了微波遥感、目标识别、信息智能、高性能计算和交叉融合技术。感谢我们的上级组织也给了我们很大的荣誉，授予我们上海市劳模集体、教育系统的劳模创新工作室；最近学校也授予了我们“钟扬式科研团队”称号，这都是对我们的鼓励，但这些都是鼓励，并不是我们实际工作，我们最终是要完成我们实际的工作。就自己来说，一个是不要气馁，任何困难都不要气馁。我在文革当中，在工厂里面，都是遇到许多困难。实际上我到了复旦大学也是遇到了许多困难和不顺利，但是不要气馁，要永远执着、勤奋，不要偷懒，一个人保持着一个紧张的状态。如果你懒懒散散，无所事事了，那你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志存高远，你的思想、眼界要大一点，不要纠缠于鸡毛蒜皮的事情，你的眼界有多大，你的工作成果就有多大。你不要纠缠于一些小事。要看最好的，要看最高的，要看到全世界。前不久有一个大学生到我们这里采访，他就问我，我们国家是不是在世界上，在这个学科当中是不是占了优势地位？我们的大学生到外面是不是占有优势？我知道他的意思，他希望我说我们是最高的，我们是占优势的，但是我就是不说，所以也许他有点失望，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必须抱着一个谦虚、谨慎的态度，向世界最好的学习。另外，要勇敢前行，最后“立德立功立言，为将为师为相”。这个话虽然是以前别人讲的，但是我觉得还可以用。最后，在“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谢谢大家的倾听。 40 年来，金院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见证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历史。他的祖国情怀深深地感染着我们。作为复旦人，我们应像金院士所说，永不气馁、执着勤奋、志存高远，勇敢前行，用这些精神为祖国的科学发展作出我们的贡献。